[34]涂永前：《食品安全权及其法律构造》，《科技与法律》2014年第1期，第67页。
吴家麟提出：宪法至上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在制定八二宪法时，关于是否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曾经存在争论，当时的选择是在序言中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历史进程。
这两个论断表明全国人大在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结构之中占据着最重要地位，发挥了最重要作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宪法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为更好地治国理政，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必须真正确立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确立宪法的最高法制权威。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行中，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以及宪法法律所实际呈现的意志之间的关系，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只有回到宪法，才能真正有效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健康快速稳定发展。[14]挣脱了宗教束缚的自由意志必然要把每一寸空间加以测绘从而财产化。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密码就在于看到一家亲的连属法则是事物之为整体性存在的根本法则，而交易与交往法则都属于这一根本法则的下位法。Martin Heidegger, Wegmarken, 1.Aufl., in: Gesamtausgabe, Band 9, Frankfurt/M.,1976, S. 338. [55] 家族相似性是说一个事物作为整体不存在一个贯通所有要素的共同性，但各个要素之间具有各种相似性、亲缘相关性。[21] 从法与空间的关系观察，国家是对内合法使用强制力和对外排除他国干涉的基本单位。[48]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编：《两岸对话与谈判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九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页。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两岸一直处于隔绝状态。近代中国完成了主权国家建构，主权国家是主权意志与祖国这一历史存在的连属化，国家统一正是基于这一连属关系而生成的历史使命和法定职责。
[31] [奥]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第41页。[44] 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张企泰、范扬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9-290页。所以，这三个层面划分还属于理论类型，现实的空间法类型是复杂的，既有民族国家的法秩序，也有超民族国家的法秩序，如世界霸权力量、地区联盟和形式上的所有国家间联合。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第6条和第7条将两岸之间正在实行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包括两岸之间的三通、文化交流、刑事合作以及两岸之间的协商与谈判等。
而且，20世纪之前的殖民行为，虽然除了文明空间对野蛮空间的占有之外，还包含对野蛮空间的文明改造，如英国在殖民地推行普通法，但这都属于原初现代性。近代启蒙哲学总体上属于主体哲学的范式，关注的是个体作为主体的自由意志及其行动。如在儒家看来，人的终极存在不在个体而在原初的真切的人际关系中，也就是家关系。在行为类型上，从一家亲观念中可以提炼出同交易行为和交往行为并列的连属行为，这一行为类型同后两者一样也是可理性规范化适用的，而且是对后两种类型的必要补充与矫正。
因此，中国作为祖国的统一命题就不只是两种国家表述的问题，而是两种天下秩序——经历过文艺复兴的西方国际秩序观与经历过西方洗礼的远东天下观——之间竞争的问题。在这历史上三个不同的空间时代里，又可以区分出两种基本的状态：空间变迁的状态和空间稳定的状态。
法的原初意义来自于私法上的占有，也即人对空间的占有，所以法被认为是绝对精神在大地空间上行走的轨迹[13]，或者是空间争夺过程中生成的规则。《反分裂法》第8条规定，在以下三种情形下，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的法律制裁措施来捍卫国家统一[63]：其一，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自从中世纪受基督教会压制的精神世界进步为自由意志，二级现代性的升级步伐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如工业革命从1.0一直升级到现在的4.0版本。如果台湾当权者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民这一历史存在的一部分，它便不属于台湾这个空间的主权者。这其实同交易行为本身的局限性密切相关。在对《安提戈涅》的阐释中，海德格尔指出，家乡在此是从一种根本的意义上思考，不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而是存在历史地思考。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连属关系对应的是家律法，它具体包含三个法则：一是阴阳相生的生生法则，二是历代养成的连属法则，三是返本开新的继承法则。
可是，在所谓的民族自决和公投理论的遮蔽下，这种自古以来的历史正当性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明力。无论是古代的陆地扩张，还是大航海时代的海洋扩张，以及人类对外太空的探索，都展示了人类的雄心壮志。
如前述，来自西方的人民观念同基督教塑造而成的欧洲社会秩序密切相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法为交易行为创造了合法空间。
若台方一再否认九二共识，我们就会强化一中原则的刚性。如前述，中国这一概念包含了三套符号体系，一是从西方继受过来的人民主权的精神秩序，二是历经革命之后仍然保留至今的传统社会符号系统，三是建国七十年来的社会自我生成的符号系统。
从秦至清末，二千年之政，皆为秦政[11]，不管是儒表法里，还是儒法合一[12]，都表明天下这一空间几千年来一直有着鲜明的文明特质。[26]就因为所有人都生活在地球上，这些人就构成了地球人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严格来说，欧洲近代公法秩序，即施米特所怀念的民族主权国家构成的均势空间秩序[9]，可归为二级现代性。据此理论，传统的空间秩序是一种自然秩序状态，这种自然秩序，可能如卢梭所想象，非常淳朴与良善[6]，也可能如霍布斯所描绘，是一种人人为敌的丛林状态[7]，故而需要告别自然状态，转型到文明秩序状态。
因此，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技术水平条件下，精神秩序所可欲的实体空间可以是一个民族空间，也可以是一个帝国空间，还可以是天下空间。不可否认，交易行为与交往行为同样具有原理性，也一直是中国历史实践的一部分，但是，将二者作为主流意识并加以理论化，则是近现代的事情。
实践证明，存在性代表战胜了符号性代表。因此，为了实现统一，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既要加强和促进两岸的连属性，也要对否定和破坏连属关系的分裂行为予以法律制裁。
宪法序言中首先使用的是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具体时间点的表述则有1840年、1911年和1949年。数千年来，中国人用家来构造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创造出灿烂而悠久的文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连属性是事物统一体的本质属性，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
[12]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77-399页。[66] 在教育上篡改教材，企图切断台湾与祖国的历史文化血脉联系等。尽管2016年以来台湾当局一再否认九二共识[49]，运转20多年的两会商谈机制一时停摆，但是，大陆依然敞开平等对话与协商的大门，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推进政治谈判。人民与其代表之间的连属关系是说，人民通过其代表——政党或政府——能够为社会而行动，他们的行为不是归责到政党或政府，而是可以归责到整个社会。
从人与空间关系上看，契约关系与交往关系都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关系，这种关系无法适用于空间这种非理性存在。（三）从灵知主义的人民观转向历史存在的人民观 中国是一个具有旧文明秩序的空间。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页。[16] 张龑：《家的律法：祖国与主权国家之辨》，载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3-20页。
从宪法实施的角度看，这一义务意味着，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民都应当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不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为，否则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可是，这些具有形式效力的法律（符号）体系同中国化的政治空间之间产生了阻断与冲突，也就很难为两岸统一提供话语和理论。